侯克明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、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）

侯克明：

1959年，新中国成立10周年，中国拍了很多好电影，迎来了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潮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电影又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。这段时间电影产量高，电影不再公式化和概念化，每个导演都能拍出自己的风格，比如影响很大的《小花》《苦恼人的笑》《生活的颤音》等。同时由于改革开放，解放思想，开始出现了艺术电影新浪潮。

1982年后，中国电影界迎来了新的变化，第五代导演开始崛起。比如1984年拍摄《黄土地》的陈凯歌，1987年拍摄《红高粱》的张艺谋。改革开放的十年是电影大发展时代，思想解放、艺术创新、百花齐放。8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变化，即电影产业化的改革起步，开始重视经济效益，同时刺激了电影的生产。1979年是中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次最多的一年，老电影复映和新电影在全国同时投放，人民的文化需求很旺盛，观影人次创下纪录。

80年代的辉煌过后，90年代电影开始走下坡路。由于电视机的普及，电视剧开始起步，《渴望》成为当时现象级的电视剧作品，这对电影业造成很大冲击。中国从9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大片，客观上刺激了电影产业进一步升级，推动了电影发行改革。总体而言，90年代是一个艰难探索的阶段。从1999年到2002年，是中国电影产业的低谷期。在经济发展、票价上涨的情况下，全年票房只有9亿元，甚至比不上1979年，全国只剩下几千块银幕。

此后，中国开始启动电影的产业化改革，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化的概念。首先，电影拍摄的主体发生根本性改变。除国营厂外，民营公司也可以拍电影了。第二，电影放映的主体发生变化。在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，电影院变成县文化局下属的事业单位；2002年开始，只要符合国家标准，放映国家通过的电影，企业就可以办影院，广电总局就会进行经济资助。这个政策带动了民间投资和影院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，影院银幕从几千块发展到最多八万块。第三，电影摄制技术进行升级。中央领导高度重视，启动了数字电影工程，从影院建设到拍摄、制作等各个环节进行改造，2008年之后基本淘汰了胶片电影。这一举措降低了拍摄成本和技术门槛，民营公司也可以拍摄电影，迎来了电影产业的大发展。

总结来看，中国电影从改革开放至今45年时间，主要做了三件事：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，这才保证了中国电影当下能出现较好的发展局。

侯克明：

我们在唱响主旋律这方面做得很好，最大的特点是将主旋律与商业电影进行结合。比如《长津湖》《水门桥》等电影，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还让老百姓愿意买票观看，我们把主旋律变成了一种类型片。但想要吸引观众回到影院，影片类型还需要多样化。只有主旋律电影是不足的，还需要蕴藏着中国真善美主流价值观的其它类型电影。比如带有穿越元素的喜剧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、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等都非常受欢迎。目前需要开拓更多类型的电影，实现影院的百花齐放。

中国的艺术电影目前是弱项，因为艺术片相对小众化，所以资金投入有限。但艺术片最近两年有所增加，因为中国的电影教育越来越发达，拍电影的门槛越来越低，艺术电影的观众也越来越多。比如《隐入尘烟》就达到了一亿票房，可谓是艺术片的一个高峰。从全球来看，日韩的艺术电影拍得不错，有自己的风格。拍好艺术电影需要有创新意识、人文关怀以及自己独有的价值观，但想要让艺术片形成“漫威”这样体量的市场也很困难。

从受众来看，目前影院观众的年龄在不断提高，大部分集中于25-35岁，其审美与电视观众趋同。由于影院观影大多是男女一起，所以女性对于电影的选择有着决定权，爱情片也成为现在票房最稳定的电影类型。随着影院观众年龄段的上升和收入阶层的提高，电影的受众有向电视化发展的趋势，电影还需强化自己的审美特征。

侯克明：

从全球来看，中国的电影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，美国是依靠电影行业内部投资和银行融资。我认为电影产业的投资应当主要依靠两个渠道，第一是电影行业内自身的投资，第二是向银行借款。银行会分析电影市场对项目的认可度，这样拍出的电影更加保险。现在中国电影的投资来源主要是圈外，而美国的投资模式相当于有了市场认可的担保，我们可以参考借鉴。

侯克明：

新技术为电影拍摄制作提供了更方便、快捷的工具，尤其在电影的特效拍摄中应用很多，丰富了电影创作的手段。目前需要借助头盔的沉浸式VR设备，借鉴了很多电影手法，通过技术升级达到了观影无法获得的体验，VR更强调观众的主观能动性，形成了另一种游戏式叙事模式。但目前的VR技术也面临着瓶颈，第一是头盔的清晰度不足，第二是传输和计算问题导致分辨率有限，后续发展仍需观察。

侯克明：

从宏观上看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线下观影并不矛盾，但具体到某部电影时的确存在矛盾，比如在网上观看后很少再去影院二次观看。但是，电影的故事和呈现都是它的灵魂，想要获得真正的视听感受，还是需要到影院观看，因为很多技术在居家状态下无法实现，获得的体验也不一样。

其次，影院观影是一种社会行为，有其独特的体验感，很难被完全取代。居家观影属于个人欣赏，家庭环境实际上影响了观影体验，因为注意力会时常被分散，在影院更容易专心致志。因此，如果只想了解剧情，那么居家观影足矣，但想要获得完整的体验，还是首推线下影院。

从总体上看，两者并非竞争关系，是正向合作的关系，家庭观影也有利于影院票房的增长。

侯克明：

目前传统电影的门槛没有降低，仍具有很高的专业性，拥有自己的叙事方式。但短视频平台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。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有一个手机电影论坛，曾问我手机电影如何发展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电影创作，让大家都可以成为导演，拍摄的作品能够进行传播并且获得收入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法国电影理论家亚历山大·阿斯特吕克提出“摄影机——自来水笔”理论，他认为电影工作者也可以和作家一样，用摄影机语言自由流畅地描写生活，叙述故事，表达情感、思想。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，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影机“写作”，充分表达个人意念。现在抖音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提供了这种机会，人人参与是时代进步的标准。

侯克明：

电影是现代文化，全世界有一些共同的审美需求。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有区别，所以对于电影的看法和要求又有所不同。我认为中国的电影要为中国人服务，首先要让中国老百姓满意，其次才是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到国外，赢得世界的认同。一味按照国际标准拍电影也不可取，要专注于拍好自己的电影，同时注意价值导向和艺术水平的把握，适当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电影的经验。

目前我国电影作品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做得不错，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中国的面貌。要实现文化输出，就要找准传播对象，采用不同的传播模式。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一种传播模式，对发展中国家是另一种模式，要符合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，另外在内容方面也要自圆其说。

侯克明：

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，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。这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得到的结论，根本站不住脚，这种说法是为了教育青年人。我认为现在的青年一代演员绝对比老一代演员年轻时演得好，青年演员随着个人的积累和发展，他们自己会逐步提高。

比如王传君，从偶像派走上表演艺术家的成长道路。他是由于家里的变故，促使自己对人生产生了深刻的思考，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。我相信青年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不断创作新的作品，个人能力会不断提高，社会舆论应该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。但是现在有些现象要坚决遏制，比如捧杀，毁了很多青年演员，经纪公司和粉丝要自觉进行正面引导。

所以我认为，一方面年轻人应该自己保持高要求，身边人进行提醒监督，另外社会舆论要有正常的批评帮助，促使青年演员不断提高。其中，导演、主创和老演员的引领很重要，现在摄制组的商业气氛太浓，按照流量排队，接过多的通告，演员没有时间真正沉下心来拍戏，应当健全演员经纪方面的良好机制。

侯克明：

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，如何让观众回到影院。三年的疫情管控对电影产业伤害很大，观众习惯居家观影，电影也因此出现了“网上先发”的新模式。这对整个产业的冲击很大，银幕数量也出现下滑的情况。由于放映端出现问题，造成拍摄端也有所萎缩，需要尽快投入新电影项目，有头部制作才能撬动市场。因此各级政府需要提供影院优惠政策，并支持制片业尽快投拍新作品，用好作品吸引观众回到影院。

在技术方面，现在中国制作了自己的高清电影放映系统CINITY，把顶尖的数字技术应用到影院，最高可以达到120帧的高帧率、支持8K放映的高像素，有更宽的色域和更高级的声音技术，可以为观众提供新的沉浸式体验。

因此，需要政策支持影院系统正常运行，并借助最新的电影技术，拍摄出新的好电影，让广大观众尽快回到影院，才能维持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。